“紐約市的學校體系現在是全美最龐大的，種族隔離也最嚴重。麥金尼的學生中只有1%是白人。的確，成功學院的大多數學生（它的14所學校招收了7000名學生）是黑人或拉美裔，來自低收入家庭。但與達薩尼相比，他們有一個優勢：他們是靠抽簽贏得入學機會的，而抽簽需要大人的幫助，這個大人需要有一個可靠的電子郵件賬戶，或至少有一部不會關掉的手機。達薩尼沒有這個條件。她屬于另一邊。”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紐約時報》調查記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德里亞·埃利奧特在《看不見的孩子：一座美國城市中的貧困、生存與希望》一書中所寫下的這段話，讓我想起曾經讀過的《地址的故事》，作者認為“地址”往往會成為個體經濟地位、文化品位等方面的判斷依據。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國際義工團體希望追蹤埃博拉病毒時，常常受困于地址問題，因為當地的許多區域根本沒有地址概念。擁有一個固定地址，是許多人努力一輩子都無法實現的。

同樣，要辦理社保，就需要個人的手機號碼和銀行賬戶，這些看上去當然的事情，同樣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即使在美國這樣的老牌發達國家。

《看不見的孩子》是普利策獎獲獎作品，安德里亞·埃利奧特也是迄今唯一既獲得過普利策新聞報道獎，又獲得過普利策圖書獎的女性。她耗時8年追蹤記錄，參考和援引了14325份各類文件，包括學校成績單、毒品檢測報告、市政府記錄等，以細膩的文筆和歷史視角，描繪了一名在困境中掙扎的少女達薩尼，一個貧困代代相傳的家族，一座赤貧與巨富可能一街相隔的城市，審視階層固化、原生家庭、種族歧視等美國社會結構和歷史的產物。她這樣形容自己的心境：“比狄更斯更徹底，比奧威爾更絕望”。

世世代代“被系統辜負”的美國家庭

埃利奧特選擇將達薩尼的童年故事與她家族的歷史交織在一起，追溯他們從奴隸制到向北遷徙的經歷，以及這個家族在紐約的困境與掙扎。

這段追溯與紐約的歷史相交織：

“布魯克林是奴隸勞動建成的。1626年，荷蘭人把奴隸帶到這里清理土地，建造道路，在煙草種植園里勞作。近40年后，英國人獲得了這塊殖民地，用約克公爵的名字為它重新命名，奴隸輸入從此大肆展開。這塊殖民地的奴隸人數猛增到1.35萬，成為北方奴隸最多的地方。在紐約，奴隸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布魯克林，這里的奴隸人數占紐約奴隸總數的三分之一。”

達薩尼的祖先便是其中一份子，他們所經歷的遠不止這些，美國歷史上的各種跌宕，達薩尼家族成員都曾遭遇。比如：

“一個世紀前的第一個鍍金時代，無家可歸的兒童在街上流浪，賣報紙、偷錢包、擦皮靴、撿垃圾。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蕭條造成了又一波無家可歸浪潮。那時的紐約市處處是棚戶區和等待領取救濟食品的長隊。”

達薩尼家族與他們身處的階層，始終被住房問題所困。即使到了上世紀70年代，這個問題仍然懸于許多家庭頭上。

當時，紐約街頭出現了一種新的流浪者——所謂的無業游民、乞丐和流浪女。

“根據有些估計，這些人中有三分之一曾是州立精神病院的病人，出院后沒地方去。當時，紐約市最廉價的住房——眾人皆知的單人房酒店——正在紛紛關閉，為豪華大廈騰地方。無家可歸者露宿街頭，他們睡在公園長凳上和人行道地面的柵格上。最出名的是睡在曼哈頓下東區一英里長的包厘街上的那些人。他們中有個人叫羅伯特·卡拉漢。此人是愛爾蘭裔，原來是廚師，失業后成了酒鬼。為無家可歸者權益奔走的人們以他的名義提出群體訴訟，確立了在紐約獲得住所的憲法權利。”

可惜的是，1980年，這項里程碑式的法院令生效一年前，卡拉漢死在下東區的街頭。更讓人遺憾的是，這段時期恰恰標志著“現代無家可歸現象”的開始。

促成這一現象的主因，是里根時代對福利的削減，還有工資的停滯不前和房屋價格的飆升。對美國人來說，擁有房子象征著成功。因此“無家可歸”就代表著最大的失敗。“無家可歸”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了公共討論的范疇，埃利奧特寫道：“受此現象影響的非裔美國人的比例超出了非裔美國人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

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社會又出現了新問題：“吸毒孕婦成了執法目標。隨著越來越多的母親被收監，1992年紐約市寄養兒童的人數達到創紀錄的近5萬人，令已經力不從心的兒童保護系統疲于奔命。”其后又發生了6歲女童埃莉莎·伊斯基耶多被吸毒母親虐待致死的案件，《時代》周刊封面刊登了埃莉莎的照片，并寫道：“被系統辜負，被母親謀殺，一個小女孩象征著美國在保護兒童方面的失敗。”

這里所說的“系統”，是許多美國窮人家孩子一生無法擺脫的桎梏。對于達薩尼來說，她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免不了受到貧困的影響，從幼時的照顧和教育到住房和醫療。從達薩尼一家經常遭遇個人和制度性的種族歧視中可以看出，貧困與種族是分不開的。達薩尼祖先所經歷的那些——從卡羅來納的奴隸制到布魯克林的種族隔離——都是制造貧困的一部分。她的曾祖父曾是二戰老兵，在軍中擔任機械師，但作為黑人，他在退伍后找不到任何體面工作。種族歧視讓他無法接受良好教育，也不能貸款買房。包括達薩尼的父母，也深受童年時所經歷的貧困和歧視的影響。

窮人的生活是一種惡性循環

有人曾說，窮人的生活往往是一種惡性循環。這一點在今日世界體現特別明顯。因為出身貧困，無法得到良好的生活、教育和工作資源，許多人只能靠吸毒、酗酒或暴力排解壓力，隨后因為犯罪記錄、健康受損等原因失去工作和住所，繼而變本加厲依賴毒品、使用暴力。這個惡性循環還會穿越代際，繼續延續到子女身上，使得他們走上與父母相似的道路。

更為悲哀的是，這個群體的人生往往被打上懶惰、愚蠢之類標簽。總有人認為，窮人的窮是因為不夠努力，至于吸毒等問題也是自控能力差。這些說法忽視了一點：他們的人生被童年所塑造，而且一輩子都無法走出來。

生于紐約布魯克林黑人社區的達薩尼，一開始就處于社會底層，全家居無定所。她的母親和祖母都是十幾歲便懷孕，得不到正常教育，也沒有固定工作，無法養育孩子，但又為了獲取福利而不斷生育，子女眾多，形成惡性循環。達薩尼一家的經濟來源主要是福利機構的救濟，她的母親為了讓孩子們填飽肚子，時常在便利店和超市里偷竊。一家人每天都要與老鼠、蟑螂搏斗，只能進骯臟不堪的公共衛浴。

書中有兩個細節讓我感慨萬分：一是達薩尼的父母因子女“犯錯”被傳喚到兒童保護服務機構“談話”時，發現自己兒時來過這里；二是他們一家一度住進補貼公寓，但習慣顛沛流離的孩子們仍習慣拖著床墊，像當初在庇護所那樣席地而臥。

在這樣的家庭里，孩子有多少機會能夠改變命運呢？

所以，貧窮并不是原罪。美國窮人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無法擺脫自己的階層，不管他們如何努力。極少數的幸運兒，不但沒有說服力，反而更加說明大多數人的無奈。

但將貧窮視為原罪，是美國社會的一種“傳統”。17世紀初，當時的美洲殖民者將受壓迫的人分為兩類：“配得上的”和“配不上的”。配得上的人包括寡婦、盲人、老人，這些人的困境不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因此應該得到公共援助。另一方面，配不上的窮人被認為是咎由自取，這些人包括乞丐、醉鬼和其他被趕到濟貧院的不良分子。

當時就有無數美國兒童在這兩者間流動——

“有的落入管理嚴苛的濟貧院，用勞力換取住所和食物。有的被交給陌生人，賣身成為仆人或跟著工匠當學徒。然而，他們的命運無論多么凄慘，都好過被奴役的黑人兒童的恐怖遭遇。19世紀，美國政府建立了一套新制度來救援白人兒童——黑人兒童后來也被納入其中——把他們送入孤兒院、少管所和其他機構。”

這套制度針對的群體當時就已經相當龐大，僅僅在紐約，

“街頭活動著數千名男女兒童。他們沿街叫賣、當報童、偷錢包、撿垃圾、擦皮鞋、做乞丐、當雛妓，形成了他們自己的世界。1870年，游蕩在市內的無家可歸兒童多達3萬人。他們被稱為‘街頭阿拉伯人’‘流浪兒’和‘貧民窟孩子’。這群不服管教的孩子屬于所謂的‘危險階層’。”

寄養制度看起來能解決問題，但實際上衍生了更多問題。正如埃利奧特所言：“社會一次又一次地把孩子與他們的家人分開，以此作為解決貧困的辦法。”

從初衷來說，這當然是好的，但它顯然忽視了窮人家孩子也需要父母的陪伴，無論寄養還是孤兒院、少管所，都無法真正代替應有的家庭溫暖。達薩尼的表現轉折點就是回到母親身邊，正如有人說的：“她需要愛。”

在貧富差距加劇的時代，窮人家孩子要戰勝饑餓、暴力、種族歧視和毒品，需要付出的努力是難以想象的。甚至可以說，運氣才是他們擺脫宿命的最有力武器。達薩尼如此，其他人也如此。

《看不見的孩子：一座美國城市中的貧困、生存與希望》

[美]安德里亞·埃利奧特 著

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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