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網絡電信詐騙大家都恨之入骨，希望將犯罪嫌疑人盡快繩之以法。

不過，近日，某地方一則旨在“嚴懲跨境違法犯罪行為，切實從源頭防范人員外流出境犯罪，敦促境外涉詐重點人員盡快回國投案自首”的通告，卻引起了一些“爭議”。

5月18日，該地下發了“關于對涉詐重點人員采取懲戒措施的通告”。該通告中的“涉詐重點人員”，尤其是指在緬北、金三角、柬埔寨、阿聯酋等境外地區從事電信網絡詐騙及關聯違法犯罪的人員。通告目的是，敦促境外涉詐重點人員盡快回國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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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覷，理應通過法律渠道得到應有的懲罰，包括社會福利方面。但從通告全文看，有些措施更廣泛地涉及到了其親屬，存在一定程度和角度可商榷的地方。要采取“株連三代”的措施，可能也違背了法治精神。

這些措施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暫停享受大病保險補助政策和醫保財政補貼，取消所有政策性優惠補貼（助）及向上項目補助申請；嚴審其子女就學資格，子女在幼兒園、小學、初中新生錄取和開學時，父母雙方沒有共同當面申請入學就讀手續或面談注冊報名的，一律不得就讀城區學校。

雖然本人涉嫌違法犯罪，但其配偶、父母、子女是具有獨立民事權利的主體。如果按照通告執行，可能會產生這兩種情況：一是，若其配偶、父母、子女被暫停享受大病保險補助政策和醫保財政補貼，一旦生了病可能導致無錢就醫；二是，其子女在入學方面受到“歧視性待遇”，會對孩子造成某種程度的心理影響。

或許有人會說，犯罪嫌疑人的親屬可能接受了詐騙贓款，果然如此的話，是可以將其非法所得通過法律渠道予以沒收的，參與詐騙的，也可以追究其相應責任，并不必損害到這些親屬的就醫、入學權利。

這些因素，該地大概并沒有充分考慮，只想著抓緊敦促犯罪嫌疑人回來就采取了超出法律規定的“極端措施”。

事實上，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類似案例。例如，某地前幾年為敦促盜竊犯罪嫌疑人盡早歸案，在其家門口、村口懸掛“飛天大盜之家”的牌子，必要時將在電視臺曝光其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將其全部拉入誠信系統并限制出行；去年8月，某地在疫情防控中對出臺措施，對防疫“不積極配合”的個人，列入失信黑名單，三代以內旁系親屬不得參軍、不得入黨、不得報考公務員及事業單位等。

雖然有些措施很快被撤銷，但這也表明，存在法治意識盲區或者漠視，所以才會出現輕易突破法治精神約束的現象。

這些年來，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越來越多地方念緊了依法行政緊箍咒，整個社會的法治觀念水位也在提升。在這個大環境下，就越要警惕個別地方、部門“帶頭違法式執法”從而動搖部分人法治信仰的情況出現。

“株連式反詐”給人們提了個醒。有關地方和部門需要更認真研學《民法典》等法律，避免違反法治精神的現象出現。只有執法部門等先行依法，才能憑著以上率下的價值傳導鏈，帶動普通民眾守法。（作者系第一財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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