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約翰遜，最普通名字與最普通姓氏的組合，在常銷書的書架上已經穩穩待了有30多年了，他那些書的名字都很普通：《現代》《美國人的歷程》《藝術的歷史》《猶太人史》《基督教史》《知識分子》，還有各種名人傳記——從喬治·華盛頓到艾森豪威爾，從蘇格拉底到耶穌，從達爾文到拿破侖、莫扎特、丘吉爾，等等。他的歷史作品銷量尤其驚人，幾乎每一部都上過榜單。在今年1月以94歲高齡謝世后，保羅·約翰遜將繼續會是人們談起“人文暢銷作家”時最容易想起的人之一。

從左派到右翼

【資料圖】

約翰遜的人生經歷里，正式工作的時間不長，主要就是1970年后，他開始擔任《新政治家》的主力編輯。這是一份高質量的知識分子刊物，立場保守。約翰遜早年是政治左派，但隨著主持這本刊物，尤其是當1975年撒切爾夫人登場成為保守黨魁首后，他很快轉向了右翼。左派關心的是如何調節經濟、消滅貧困、遏制富人，以及如何對待蘇聯，面對咄咄逼人的撒切爾夫人感到壓力很大，不過要向右轉也不是一個輕松的選擇。但是，約翰遜很堅決地離開工黨，轉投保守黨。出生于維也納、極端敵視蘇聯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爾那時定居英國，他的思想能量也逐漸釋放出來，激發了約翰遜在1977年寫出一本論爭作品《社會之敵》，把1960年代激進運動中的幾位左派理論家如赫伯特·馬爾庫塞、伊凡·伊里奇等統統批判了一頓——這也相當于否定了他自己的過去。

他給保守派的文學刊物《觀察家》寫了30年專欄，但他寫“大歷史”“大名人”的能力很早就被市場所承認。1976年，他完成了《基督教史》，它和十年后出版的《猶太人史》成為他“大歷史”著作中評價最高的兩本。而1983年，他出版的1000多頁的《現代》一書，讓人看到一種出色的“通俗”歷史寫作所依憑的是怎樣的淵博。約翰遜掌握的知識無比全面，更善于把反差性很強的信息組織到一起，給讀者留下強烈的印象，例如，在《現代》中讀到這樣的信息——“1730年，出生于倫敦的小孩有四分之三無法活到5歲，到了1830年這個比例顛倒了，有四分之三的小孩能活過5歲”——時，相信讀者都不會有心去考究約翰遜的數據出處。

他一天能寫6000字，寫作于他從來就是樂趣，沒有負擔這一說。不僅如此，約翰遜基于保守黨立場的滔滔雄辯是如此持久，早已讓人忘記了“皈依者狂熱”這一說。在1999年的一則專欄里，他回顧一個世紀來的政治家和政治領袖，將自己心目中的偉人No.1桂冠并列頒給了兩個人，一個是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另一個當然就是撒切爾夫人。他無比尊崇她，說她不是一個“黨魁”，她做事都是遵循自己內心的原則。

相反，對那些通常被賦予道德光環的領袖如納爾遜·曼德拉，約翰遜就十分蔑視，在他眼里，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迎合的是天真短視的“良心人士”，付出的代價是動搖了社會的基石，使南非陷入動蕩不安，這與冷血的撒切爾夫人給英國帶來的穩定和繁榮恰成對比。他把排名第三的位置留給了一個名聲甚臭的獨裁者：智利軍事強人皮諾切特。這足以說明約翰遜的信念多么徹底而清晰。

文化名人的陰暗面

在他繁多的暢銷書里，1988年出版的《知識分子》不僅暢銷，而且可算“現象級”。這本書有著鮮明的黨派性，憑揭露十多位人文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是左派和自由主義者推崇的思想偶像——人生中的不光彩表現，約翰遜向反對撒切爾夫人的陣營又刺出一刀，并把一顆炸彈扔進了輿論場，使大眾媒體也圍繞著這些人物的是非議論開來。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究竟出版社在2002年引進此書時（楊正潤等譯），將書名改為“所謂的知識分子”，讓人感覺保羅·約翰遜此書的傾向性明顯。打開書頁，立刻會被小標題吸引過去：“盧梭：無所不在枷鎖之中的瘋子”“雪萊：沉醉在性愛派對中的浪漫詩人”“托爾斯泰：自認是上帝兄長的沒落貴族”“布萊希特：刻意琢磨形象的冷血作家”“薩特：專研女生內衣的哲學老師”“海爾曼：除了謊言還是謊言的好萊塢編劇”……

看上去，約翰遜來勢洶洶，惡意滿滿，準備給這群知識明星來個大起底。然而這卻是臺版編者自己的“發揮”，約翰遜的原作并沒有淪為三流小報作者的趣味，他的諸章節寫的是：

盧梭：有趣的瘋子

雪萊：無情的理念

托爾斯泰：上帝的兄長

布萊希特：冰一樣的心

薩特：“裹著毛皮的小墨水瓶”

海爾曼：謊話，該死的謊話

其他如羅素章節的標題是“一則合乎邏輯的廢話”，易卜生章節的標題是“恰恰相反”，都是克制的，不求刺激人的感官，而追求內在的說服力。故而閱讀此作，可以一窺約翰遜的風格，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正面的經驗。

他做的是怎樣一種“揭露”呢？就以書中易卜生這一篇為例，約翰遜集中談論的是他的虛榮。虛榮乃文人的通病，他們大多生性不羈，知道足夠大的名氣對自己行走各地、施展影響力并不愁物質保障，是頭等重要的事，而易卜生的虛榮達到了戲劇性的程度，“有大量的資料可以證實易卜生對獎章的癡迷，因為他堅持在每一個可能的場合展示他那堆不斷增多的光彩奪目的勛章”。虛榮往往可笑，但約翰遜不是僅僅領著讀者去嘲笑他，而是屢屢以精妙的觀察讓人產生意外的“獲得感”，例如他說，易卜生擁有“維多利亞時代后期‘典型的’兇猛目光”，他的“凝視令人想到正在思考判決的法官”。

約翰遜引用的主要資料之一，是格奧爾格·勃蘭兌斯的作品。這位劃時代的丹麥文化史家，在刻畫人物時有一種“還原”視角，能依據人物本來的樣子去描摹他們，并揣摩他們內心的自然欲望。在易卜生身上，勃蘭兌斯看到“他的胸中貯存著24年的辛酸與仇恨”，指易卜生早年間受到的（在天才人物生平中常見的）長時間的磨難。約翰遜受到啟發，在追述了易卜生多舛的婚姻家庭經歷后，為他擁有了名氣之后十分夸張的虛榮表現找到了根據。

類似的，約翰遜也在列夫·托爾斯泰的肖像中看到“蛇怪般的眼睛”，說它們令評論家張口結舌。這個描述恐怕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對于大眾來講，托爾斯泰早已成為一種文學道德的巔峰的象征，諸多肖像畫中的他，無不是威嚴、仁慈、悲憫、煥發的寫照，但約翰遜卻看到了一種一點都不稀見的名人的品質——傲慢自大。他說，他生于一個統治階級家族，卻又因為失怙而缺乏安全感，靠著自學擁有文化之后，他養成了傲慢、敏感等等“自修者”的常見特點。

約翰遜講述了托爾斯泰當軍官時的表現。一般人講到這一段經歷時，都會強調托爾斯泰磨礪出的堅強意志，約翰遜也是這么說的，但他另外指出了兩點，首先是軍隊和戰爭（托爾斯泰上過克里米亞戰場）滋養了他的國家主義自豪，其次是他留給戰友的印象：一些人認為他謙遜，另一些人認為他有一臉不知深淺、志得意滿的神情，而人們都注意到了“他那兇狠、憤懣的注視，時時令人敬畏的眼睛”。盡管約翰遜以隨筆的筆法寫此書，并沒有注明資料來源，但這番描述談不上出于什么偏見，因為在探討一個人的經歷時，除了使用他自己的講述外，從他的外表、氣質去探討時人對他的印象，是很自然的做法。

托爾斯泰的日記和書信頗為豐富，這使得約翰遜能從中找到很多不太光彩的內容。比如在自己莊園里，他曾著意物色農奴姑娘，他在1856年去歐洲旅行，動機之一就是讓自己遠離一名漂亮女奴的誘惑——這種優越等級帶來的好色的便利，跟他克己的意志是并行不悖的。以這個情節，約翰遜避免了簡單地揭露“道德缺陷”，而是對人性做出了正常的、必要的審視。1858年5月，托爾斯泰在日記里寫，自己忍不住對一個已婚女子阿克西妮婭產生了貪戀：“我是一個傻瓜，一頭野獸……我愛上了她，這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事，我頭腦中再沒有別的東西。”次年，托爾斯泰把阿克西妮婭生下的兒子帶回自己的莊園做仆人，他從來沒有承認過這個孩子是自己的，而他也違反自己普及農民教育的理念，拒絕讓這個孩子接受教育，約翰遜分析說，這是生怕將來遇到繼承權的問題。

他的解釋都不無道理，一個理性的讀者應該承認，即便某些事實中有“臆測”的成分，可是他并沒有真正對托爾斯泰“潑污水”，他將托翁的性格敘述得很完整（對書中的其他人基本也是如此），在敘述他做下的那些不公正的事時，約翰遜讓人相信，他只是世上無數會這么做的人中的一位，而之所以我們要挑出那些著名文人，對照他們提出的道德原則來審視他們自己遵守的情況，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所陳之道義高于一般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留下的生平資料較為豐富。

盧梭的《懺悔錄》是奠定他文學史、思想史地位的作品，也一向是人們用來指摘盧梭的最方便的依據，盧梭遺棄子女，把他們送進孤兒院，還坦然地“懺悔”出來，成了他最明顯的一個道德污點。在寫盧梭的時候，約翰遜是有考慮的，他知道批評盧梭太容易，也太容易流俗，因此仔細選擇了自己的角度，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優秀的讀者的角度。約翰遜發現了一個對比：盧梭在生前已獲得巨大的成功，“可在文學史上，盧梭是最大的牢騷者之一……”“他以那么慘痛的話語，如此經常地重復著怨言，人們感到不能不相信他”。他找出了諸多矛盾之處，比如盧梭非常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但他一度的好友、以溫和可親著稱的英國哲人大衛·休謨，卻直言“盧梭是我認識的最身強力壯的人之一”。

在約翰遜的敘述中，盧梭首要的問題并不是道德上如何敗壞，而是在其言行中到處流露的做作、夸大其詞的癖好，這都是戲劇性的人格的某種反映。這不可能為他招來很多人的喜歡，但能為他賺到注意力。約翰遜無疑明白一點：那些平生得到了許多評價的人，所獲評價通常都以負面居多，因為一個言行正常得體的人是不會那么“名聲在外”的。所以，他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不是僅僅搜羅對盧梭不利的證據，而是探求一個懸案：為何一個讓許多人惡評的人，看起來交往眾多，朋友還不少？盧梭究竟用了一些什么方法，使得人們不得不圍攏到他身邊，聽他說話？

他的回答是，盧梭是第一個“系統地利用特權階層的有罪心理”的知識分子。特權者身居優越，并非一味耽于作威作福，他們會為自己生而有之的特權感到不安，這構成了他們的“軟肋”。像盧梭這么一個慣于以自然質樸的形象示人的文化人，恰好體現了他們心儀卻又不可能成為的人的樣子。出身一般的文人最需要富人的恩遇，而在得到恩遇時，盧梭絕不會做出感恩的樣子，而會進一步地讓對方明白，他們是欠他的。“他裝出受了意外的傷害，甚至表現出憤慨”，這種“圈套”使得他能夠一面在企圖顛覆特權階級的人心里成為思想英雄，一面又能留在特權階級的溫暖懷抱之中。一種使自己“吃得開”的方法，是一個不想成為苦行僧的知識分子不免要尋求的。

約翰遜準確地談論了盧梭在《懺悔錄》中表現出的誠實，他坦然承認，如果盧梭自己不說，后人很難抓到他私生活里那些難看的話柄。不過，盧梭的敘述中“帶有狡猾的成分”，那就是，通過自我指控，他為自己之后更激烈地指控別人打開了方便之門，而在當年，他的歡喜冤家狄德羅已經看出了這種訛詐性的敘述伎倆；此外，盧梭的誠實是選擇性的，保持在一個恰到好處的尺度上，確保讀者能對他抱以同情而不是怨恨，能信任而非懷疑他的誠實——約翰遜的這些解讀，無不說明了他是一個優秀的讀者。

任何人的生活都經不起切近的考察

優秀讀者未必能成為優秀作者，但優秀作者一定要會讀。優秀讀者的一個要領就是眼界開闊，能從整體來衡量其中的一點，而非抓住一點大加發揮。正因為約翰遜明白，他試圖評判的是那些不能為自己申辯的前人，而且他可以利用前人留下的日記和其他檔案，可以參考前人在同時代人眼中的形象，占有各種事后之明，因此，他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特權階級”，在解剖前人的時候，要帶有一些悲憫心。在書中的很多地方，約翰遜用他寫的人物來代表人類共有的弱點，包括虛榮、追名逐利、說謊、殘酷對待最親近的人，等等。或許，依據知識分子自己的觀點來指摘其本人的行為，這一招很令人上癮，但像羅素那樣的例子——作為推崇博愛、和平的知名人士，卻無法好好愛自己的家人——僅僅適用于羅素一人嗎？我相信認真讀過此章節的人，免不了要聯想到自己。

相對而言，當他揭露那些左派人士如海明威、海爾曼等如何不誠實時，保羅·約翰遜的口氣是最為無情的，因為這直接相關于他的政治立場。不過，正如他在盧梭一章中所講的，“我們任何人的生活都經不起切近的考察”，約翰遜以自己的明達通透，對他這一次寫作的性質做了澄清。我讀此書，感受并不是“原來他們都有這么陰暗的一面”，而是“原來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他們！”約翰遜給出的，不是關于一批名人的“秘密報告”或黑材料之類，他給出的是敘述，這種敘述，令人相信還可以有別的敘述同時存在。

然而這本書經過媒體簡化宣傳，到了大眾的認知里，就免不了要被看作是一次明確的挑釁了。此書出版十年之后，約翰遜的名聲迎來了一次重挫：1998年，就在克林頓總統被揭出“拉鏈門”丑聞后不久，約翰遜也被曝光，說他同一個女作家格洛麗亞·斯圖沃特之間有11年的地下情。作為名人丑聞的慣例，緋聞中較不知名的一方往往樂于開口，而名人一方則盡量保持沉默——約翰遜就是如此，任憑斯圖沃特怎么繪聲繪色地描述他倆的關系，自己一言不發。

怎么，你揭別人私生活的丑，現在也輪到你翻船了吧？——敵視約翰遜的人想必當時是出了一口惡氣的，但約翰遜真的不需要回應什么，有心之人會去虛心地再讀一遍《知識分子》，并把目光停留在書中的那句話上：“任何人的生活都經不起切近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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