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球投資人“很受傷”——在慘烈的美國市場，經典的60/40股債組合2022年的收益是-34.4%，成為100年來最差的一年；即使是現金/商品/股票/債券各25%的防御性組合的收益也只有-11.9%，是2008年以來的最糟糕表現。

然而ESG投資卻獨樹一幟，漸成主流。美國銀行（BofA）的最新研究顯示，今年以來（1~8月），ESG（環境、社會、治理）主題基金每個月都有資金凈流入，而非ESG基金幾乎一半時間都是凈流出狀態。據統計，今年全球40%的全球基金資金流都進入ESG基金，相當于1430億美元資金中590億美元都到了ESG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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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而言，ESG投資風潮也才剛剛刮起，但上市公司的ESG表現早已成為國際資管機構所聚焦的因素之一。雖然中國內地與國際上的ESG強制信披相比仍有一定距離，但中國證監會于2022年4月11日公布了《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工作指引》，在溝通內容中增加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此外，令各界頗感興趣的是，國際基金管理人是如何進行ESG投資的？基金管理人又如何通過ESG溝通，來改善企業的ESG表現以獲取中長期的超額收益？

機構強化與公司的ESG溝通

近年來，一些投資者對環境、社會和治理（ESG）領域的“假正經調子”不以為然，他們取笑ESG應該代表“白眼、冷笑和發牢騷（eye-roll、sneerandgroan）”。

國際大型投資機構路博邁ESG研究總監房向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于資管機構而言，ESG投資的重要部分就是與上市公司進行ESG溝通（ESGengagement）。比起直接剔除（divesting）不符合評級要求的公司，ESG溝通更為關鍵，尤其是對于權重股公司，直接剔除容易導致基金無法有效追蹤基準。

去年某日貴州茅臺曾一度大跌超6%，恰逢MSCI近期將茅臺ESG從B級下調至CCC級，導致茅臺成為全球20大市值公司中獲得最低MSCIESG評級的企業。當時也引發了各界對于外資會否剔除ESG評級較低公司的討論，亦令中國市場對ESG評級和ESG溝通更加關注。

房向介紹了機構進行ESG溝通和ESG投資的具體流程。以路博邁為例，首先，機構在全球層面具有多個與ESG相關的負面清單，其中涉及化石燃料能源相關公司的負面清單適用于所有投資組合；此外，路博邁還設有可持續負面清單（sustainableexclusionlist），適用于可持續相關主題的產品；可持續增強負面清單（enhancedsustainableexclusionlist）則是適用于ESG負面篩查更加嚴格的基金產品，以影響力投資基金為主（impactfund）。國際資管機構會根據不同的產品分類匹配不同的ESG限制條件。

目前，國內投資者關注的點在于，對于相關ESG評級被降級的公司，基金是否會將其剔除？

根據上述流程，房向對記者表示，“首先要看該公司的降級是否已經讓其進入了負面清單，如果進入，就會有相應的應對機制，例如投資團隊需要在指定交易日內逐步減倉直至清倉；還有一種情況，公司的ESG評級雖然降級，但和負面清單無關，這時就需要由分析師進行定性分析判斷，分析的依據則是與管理層進行溝通，厘清降級背后的主要原因。”

例如，假設某礦產公司在海外收購了很多公司，但該公司并不知道其所收購的公司遇到了大量人權問題和勞工管理的問題，僅關注該筆交易的經濟利益。當評級機構因為這類事件而導致該公司出現風險預警提示時，原則上資管機構應主動與公司進行ESG的相關溝通工作，收集企業的反饋并問詢管理層是否會采取任何解決方案。如果公司可以提供證據，那么投研團隊可以將其作為申請內部豁免時的依據，這就是上述基于原則或依據的ESG投資流程（evidence-based/principal-based）。

若無任何依據，資管機構只能選擇按照既定流程完成減持或清倉工作。產品的合同和ESG投資流程要全部嚴格匹配，如果某一個環節出現瑕疵，被投資者或監管機構發覺，就很難解釋，因而扎實的流程管理是至關重要的步驟。

以統一標準防止金融產品“漂綠”

據彭博社預計，2025年全球ESG資產有望超過53萬億美元，占據管理總資產的三分之一以上，綠色投資也成為了金融公司產品營銷的一大利器。然而為了獲得更多收益，許多公司趁著綠色投資行業發展初期，ESG審核不嚴，對其銷售的產品進行“漂綠”。所謂“漂綠”，是公司夸大或者虛假宣傳其產品滿足ESG中的標準，誘導客戶進行消費或者投資。

房向對記者表示，面對企業魚目混珠與金融產品的“漂綠”行為，去年歐盟委員會的行動方案新增的《分類條例》（TaxonomyRegulation）與2021年3月10日的《可持續金融披露條例》（SustainableFinanceDisclosureRegulation,SFDR），便劍指“漂綠”企業、“漂綠”基金，讓金融市場有規可循，通過統一標準去揭露和審視ESG的落實程度。

SFDR將金融產品分為一般產品(Article6&7)、促進環境或社會責任特性的產品(Article8)和具有可持續目標的投資(Article9)，每一種都與不同的非財務信息披露規定相關。不過，即使是不考慮可持續發展因素不利影響的一般產品（即Article6&7所涉產品），從2022年12月30日起也必須進行披露。

今年以來，多家知名資管機構都因“漂綠”嫌疑而遭到監管審查。例如，今年5月31日，德國警方突襲德意志銀行和其子公司德意志資管（DWS）辦公室，針對DWS存在ESG基金“漂綠”行為的指控進行搜查，并掌握了一些關鍵證據。DWS首席執行官AsokaWöhrmann在搜查行動后宣布辭職，公司股票也在當天下跌超過5%。集團被指2020年年度報告中存在誤導性陳述，DWS表示其9000億美元的資產超過一半都是按照ESG標準進行投資的說法并不準確。DWS當時否認了指控，但其2021年報中，集團更改了標準，其“ESG資產”縮水75%，僅為1150億美元。

房向表示，“漂綠”是一個重大的聲譽風險（reputationrisk），一旦被審查或被貼上了“漂綠”標簽，ESG產品就很難繼續拓展，因而大型資管機構對于ESG整合都有很高的流程要求。

例如，路博邁內部設置了治理和參與政策（governanceandengagementprinciples），以及治理和代理投票指引(governanceandproxypolicyvotingguidelines)。這也意味著，每一名分析師都需要將ESG與日常投研工作整合。同時，路博邁的ESG參與是基于原則的參與（principle-basedengagement），每年公司都會對于ESG參與設定目標，即參與的方向需要基于公司認為重要的ESG相關議題。

對于ESG主題基金，機構也有嚴格的定量指標。例如，路博邁發行過掛鉤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主動參與基金（SDG-alignedengagementfund），基本覆蓋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15個。該策略正是為了主動參與而生，對于投研團隊每年進行的ESG溝通次數和對象都提出嚴格要求，例如每次溝通是否為一對一，以及溝通對象是否為企業的高管團隊成員，并且需要明確說明每年的ESG溝通中涉及某個SDG目標的占比有多大，以便量化統計。

投資機構積極行使投票權

除了ESG溝通，投票也是在投資決策流程中行使積極所有權的表現，可視為投資者的受托人責任（fiduciaryduty）。

近年來，隨著追蹤指數的被動型基金日益流行，資管公司通常代表投資者對股東提案進行投票表決，從而對公司決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這也是盡責管理守則（stewardshipcode）的一部分。

2022年4月21日，中國證監會召開了機構投資者座談會，對推動中國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提出了四點期望。其中一點就是——發揮專業投資者功能。通過行使投票權、質詢權、建議權等多種方式積極參與上市公司治理，推動上市公司提高質量，重視培育新股發行定價能力，發揮專業買方作用。

中國投票咨詢機構紫頂投票研究總監胡至臻對記者表示，隨著責任投資/ESG投資在全球的發展，“參與投票”已不再是一個可選項，而是必須項。通過參與投票，積極推動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更好地釋放公司價值，已經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投資策略，并被全球主流投資機構所應用。

他表示，在一些場景下，賣掉股票可能不現實或具有不可操作性，比如該公司占據了重要的倉位，或者該公司是被動指數產品中的標的。所以通過投票來參與公司治理，則成為積極持有權的關鍵體現。

例如，全球第一大資管機構貝萊德目前管理著超過10萬億美元的資產，主要以被動投資為主。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既然是被動投資者，那肯定“用腳投票”。然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貝萊德建立了全球最為龐大的投后管理團隊BlackRockInvestmentStewardship(BIS)，目前全球共有68人，專門負責所有持倉公司的股東大會投票，履行受托管理的責任，充分行使股東權利。之所以高度重視投票權，是因為貝萊德是被動投資，往往很難直接賣掉指數內的公司。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防止上市公司“胡作非為”，必須得充分利用股東權利進行監督。

很多人經常質疑投票對上市公司究竟有無實質性影響，胡至臻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中國的股東大會與海外有所區別。海外的股東大會涉及的事項相對較少，但中國的股東大會涉及的事項非常多，例如股權激勵、員工持股、融資、投資等很多事項都需要由股東來決定，股東可以觸達的事項較多。其次，很多A股上市公司目前仍是“一股獨大”，中小股東的投票看上去作用不大，但在一些特殊事項如“關聯交易”上，控股股東往往需要回避表決；在這些事項中，中小股東基本上擁有了對事項的“決定權”，反對票顯然至關重要。此外，有些議案需要2/3以上的股東，甚至是2/3以上的中小股東表決通過，在這種情況下，中小股東的意見顯得尤為重要。

胡至臻表示，在紫頂的投票實踐中，“關聯交易”也是建議反對率比較高的議案類型。比如今年中航機電有一個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投資者表決的過程中，贊成率確實低于50%，最后沒能獲得通過。另一方面，即使投票沒有達到理想的結果，即對某不合理的議案反對失敗，但也可以幫助機構投資者加深對公司的理解，并在投資時避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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