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銀本位、金本位貨幣體系主宰世界經(jīng)濟之前，海貝也曾作為貝幣，在全球貿(mào)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創(chuàng)造出史上第一個世界貨幣體系，從公元4世紀前后興起，直到20世紀早期才消逝。遺憾的是，以往的全球史研究中，很少有歷史學家關注到小小的貝幣。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斌在新作《海貝與貝幣》中構建了一個新理論，將那個存續(xù)了上千年、既有全球性又有地方特色的貿(mào)易空間稱為“貝幣世界”，并指出貝幣對亞歐非大陸乃至整個人類社會都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

云南在全球化中的作用

第一財經(jīng)：中國何時開始參與到全球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晚清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之下被迫融入，二是將參與時間提前到明朝。但是根據(jù)你所寫到的云南海貝的歷史，那里早在中古時代就和孟加拉灣地區(qū)的經(jīng)濟發(fā)生了密切勾連。所以通過云南貝幣的這段歷史，是否對重新認識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進程也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楊斌：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實際上《海貝與貝幣》一書的主旨，還有我的很多研究就是中國與世界的溝通。我的立場是，中國是在世界之中，而不是在世界之外。你講的關于全球化的一些理解和定義，這幾十年來在學術圈，特別是國際學術圈中討論了很多。全球化究竟是從19世紀開始，還是從16世紀哥倫布等人的大航海開始，或者是公元1000年開始？我的理解是要看怎么定義全球化，是定義“人類變成一個地球村”這個結果，還是它的過程？

導致全球化的過程是有全球化的因素或者力量在推動，但有時可能導致全球化的結果，有時卻不見得，這是我的理解。如果你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講，全球化最早的過程是早期人類走出非洲的過程，這個過程最少也有二三十萬年。

第一財經(jīng)：明清以來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長三角的作用被關注得比較多。但是你提到的云南長期卻只被看作邊疆地區(qū)，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在全球化中的角色。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

楊斌：以江南作為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最早開端，某種程度上也是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因為大家認為全球化就是歐洲人帶來的。但這個說法是有一定問題的，陸上絲綢之路是不是全球化的一個通道呢？肯定是啊。江南地區(qū)因為靠海而參與到全球化，那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特別是歐洲大航海時代帶來的全球化。所以又涉及我剛才談的問題，怎么處理對全球化的理解和定義。

云南這個地方非常有意思，一貫被認為是中國的西南邊疆，少數(shù)民族集中的地方，漢族一直要到明代才大量涌入，到了清代漢族才成為云南人口的多數(shù)。事實上，如果我們拋棄中原中心論的看法，云南就處在東南亞大陸的頂端，我用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是“三明治包裹的地區(qū)”，一邊是中原大陸，一邊是我們的西藏地區(qū)，一邊是東南亞，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地理文化和經(jīng)濟來往通道。

過去費正清先生講所謂的“民族走廊”，古代不同的族群從西藏、四川一直到云南，然后向東南亞流動。從這個方面說，云南的地理位置和族群文化都是非常關鍵的，特別是它提供了一個非中原或者說非漢人的視角，來理解這片土地以及中國歷史。

從當代國際政治劃分來說，云南也很特殊和重要。它有三重身份：是中國的西南邊陲、除成都之外的西南中心，又直接跟東南亞各國有陸路來往，還是南亞通道。可能通往南亞的通道很多人不大能夠理解，實際上二戰(zhàn)時有條駝峰航線，美國對華物資援助都是從印度起飛，然后經(jīng)過喜馬拉雅的山口運到昆明。所以云南跟南亞關系非常密切，雖然交通比較困難復雜。

海貝與“中國”的出現(xiàn)

第一財經(jīng)：西周青銅器“何尊”上有“宅茲中國”的銘文，是最早出現(xiàn)“中國”一詞的實物，學者葛兆光還以“宅茲中國”為書名，提出“何為中國”的問題。“宅茲中國”背后，是周成王“賜貝卅朋”給貴族“何”的政治事件。但相比來說，“賜貝”這個歷史細節(jié)被關注得不多。所以你認為，從海貝的角度看，當時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并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

楊斌：很簡單，假如沒有“賜貝”這個環(huán)節(jié)，就不會有何尊，也就不會有何尊里面的那句“余其宅茲中國”。再往前推一下，賜貝又是什么原因呢？印度洋的海貝在商周時代是貴重物品，象征著權力、財富，所以才會有賜貝這個環(huán)節(jié)，由此建立周天子跟諸侯的盟約關系，就是我們說的封建關系。接受海貝的諸侯自己筑鼎來紀念賜貝這個事，同時也表明和周王的特殊關系，這種關系對諸侯來說非常非常重要，是權力的來源。正好，何尊里記錄了周文王的一句話，“余其宅茲中國”，是我們在文獻上第一次看到“中國”。

通過文字記錄我們就發(fā)現(xiàn)，“中國”跟世界是連在一起的，因為海貝是印度洋來的，不是中國所產(chǎn)，但是被中國利用。通過海貝可以看到，外來世界在早期對中國的形成有重要作用，這種作用也許不是長期都非常重要，但在某些關鍵環(huán)節(jié)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第一財經(jīng)：海貝貨幣體系的建立是因為市場的力量，而如你在書中所說，崩潰也是因為西方資本大量逐利，導致貝幣在西非急速貶值，貝幣系統(tǒng)開始坍塌，進而慢慢被英國銀幣替代。這段歷史是不是“成也市場，敗也市場”？“貝幣世界”的崩潰有什么啟示？

楊斌：貝幣世界的崩潰，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理解為某個主體過量地發(fā)行貨幣——就像我們經(jīng)常指責美國人印了太多鈔票一樣，就會導致貨幣貶值，通貨膨脹。當然，海貝在西非崩潰的背后，除了殖民主義之外，很多偶然因素也形成了共振，比如航海路線的發(fā)現(xiàn)。如果沒有好望角把西非、歐洲、亞洲、印度洋和北美洲連在一起，海貝不可能大量輸入到西非，就不會形成崩潰，所以這里面有地理上的新發(fā)現(xiàn)，有航海技術的進步、大型帆船的出現(xiàn)等原因，共同造成了這一結果。

現(xiàn)在我們基本上不能想象，在那么廣闊，甚至相距千山萬水，人種、文化、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也是千差萬別的世界里，長達1000多年的時間都在使用同一種貨幣，而這種貨幣又來自遙遠的印度洋的一個群島。但事實上貝幣就是這樣存在的，夏商周時期還差一點就成為我們的貨幣，如果當時運輸能夠更加穩(wěn)定的話。是什么原因?qū)е逻@樣一個貝幣世界或者海貝世界的存在？我認為非常重要的就是市場的力量。

在貝幣的世界里，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帝國或者王朝統(tǒng)治，它們不屬于同一個國家、同一種政治制度，政治權力對它們的作用不大，最大的就是市場的力量，就是我們所說的“看不見的手”。所以一定要充分認識到市場的力量給人類帶來的機遇和成果，充分尊重市場的力量，盡量避免權力的干涉。改革開放后中國經(jīng)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就是行政干預減少了。

財富價值與貨幣不同

第一財經(jīng)：我注意到你也收藏海貝，什么時候開始的？收藏海貝對研究有什么啟發(fā)或者幫助？

楊斌：我原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新加坡在宋元時期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要點，后來又是東南亞的中心，很多貨物從印尼、越南、馬來西亞到新加坡中轉(zhuǎn)，新加坡也有些唐宋元明清的沉船，所以我有機會認識一些收藏家。我研究海貝時間很久了，幾年前開始準備寫這本書的時候，意識到中國考古史上除了海貝，還有很多鎏金銅貝、骨貝、玉貝、滑石貝、金貝等等，就想有機會收起來看看。后來我也認識一些美國的收藏家，給他們講了我需要的東西，都很慷慨地讓了些鎏金銅貝、玉貝給我。

對我來說，博物館里的收藏固然很好，但是不能觸摸，和實物擺在桌子上的感覺完全不同。而且我們在博物館里看到的都是品相最好的銅貝和海貝，因為它們主要來自墓葬，流通并不頻繁。我看到的，還有我收藏的一些東西品相就不是那么好，但同樣能體現(xiàn)當時的流通歷史，更有個人的情感以及對歷史的寄托和認識。

第一財經(jīng)：《海貝與貝幣》中除了介紹海貝在中國早期與世界互動中的作用，也糾正了學術界對海貝的一些誤區(qū)。你認為誤區(qū)是學術界對海貝的研究和認識重視不夠形成的？

楊斌：是的，我自己也認為這是書中的一個亮點，特別是對中國的讀者而言，糾正了2000多年來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兩個觀點：商周時期中原地區(qū)的海貝是東南沿海或者南海來的，海貝是中國最早的貨幣。我在書里也說了，這兩個結論從司馬遷直到現(xiàn)在都是錯誤的，但并不影響海貝對于早期中國的重要性，只是對它的重要性有誤解。

之所以過去學者認為海貝是中國早期的貨幣，是分不清楚貴重物品、財富和貨幣的關系，認為貨幣就等于財富，就等于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一個誤解。對此我們不能苛求司馬遷，2000多年前的漢代也沒有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理論和體系。

但是就現(xiàn)在的學者而言，特別是我們在寫教科書和寫博物館介紹資料的時候，就要區(qū)分財富價值跟貨幣的差別。貨幣是有價值的，可以是財富的象征。但是作為財富象征價值的貴重物品，卻不見得就是貨幣，兩者不是一一等同關系。舉個例子，人人都愛鉆石，知道鉆石很稀缺，價值很高，鉆石可以換貨幣，但鉆石不是貨幣，你不可能想象有人拿著一顆鉆石去買2斤白菜5斤肉，或者去吃頓飯。但100多年來，很多學者都把貨幣等同于財富的價值，所以需要做一些糾正，也希望我的觀點以后在教科書、在博物館里可以被接受。

《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

楊斌 著

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 202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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