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到海貝，絕大多數人都覺得只是海灘上散落的普通貝殼而已。

其實在銀本位、金本位貨幣體系主宰世界經濟之前，海貝也曾作為貝幣，在全球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創造出史上第一個世界貨幣體系，從公元4世紀前后興起，直到20世紀早期才消逝。遺憾的是，以往的全球史研究中，很少有歷史學家關注到小小的貝幣。

在《海貝與貝幣》中，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斌將一枚枚海貝從遠古深海中打撈出來，重新展示了它們本來的意義。他在書中構建了一個新理論，將那個存續了上千年、既有全球性又有地方特色的貿易空間稱為“貝幣世界”，并指出貝幣對亞歐非大陸乃至整個人類社會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比如最早出現“中國”一詞的實物“何尊”，背后就是周文王“賜貝立盟”這個重要政治事件；海貝也推動了大西洋黑奴貿易的興盛，使得歐洲在全球范圍內確立了霸權地位。

全球化的“貝幣世界”

2000年夏天，楊斌在云南做田野調查時注意到，云南四面不靠海，卻居然從9世紀前后到明清交替的17世紀中期，一直在用海貝做貨幣。回到美國后，楊斌把這個發現告訴了當時的導師、波士頓東北大學教授帕特里克·曼寧。帕特里克說，西非的黑奴貿易也用海貝作貨幣。后來，海貝和貝幣構成了楊斌博士論文的一部分。

之后，楊斌又注意到除了中國的云南地區，黃河流域、三星堆等考古發掘都出土了海貝。此外，在東南亞、印度和西非的古代貿易中，也活躍著海貝的身影。楊斌開始思考，這些散落在不同地區的海貝究竟是零碎不相關的，還是它們就像殼身上被鑿的小孔一樣，本身就可以串聯起來？

隨著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當楊斌發現唐朝云南的海貝“匯率”和遙遠的孟加拉以及暹羅竟然一樣時，得出它們屬于同一個貨幣體系的重要結論，由此提出“貝幣世界”這個支撐全書的重要觀點，海貝后面隱藏的“全球史”也揭開了一角。

作為貨幣的海貝，主要產于馬爾代夫群島附近。雖然楊斌沒有得出海貝究竟何時開始被用作貨幣的確切答案，但歷史資料顯示，至少在兩千年前，作為印度洋上重要交通樞紐的馬爾代夫，就發展起了輸出海貝的貿易活動。

公元4世紀，作為馬爾代夫海貝的重要進口國，孟加拉地區出現有關貝幣的記載。此后幾個世紀里，貝幣輻射到東南亞沿海地區、中南半島，并在約9~10世紀進入中國云南。最晚至14世紀，貝幣已將南亞、東南亞和西非廣大地區聯結了起來。

到了16世紀，隨著西方殖民主義擴張，貝幣世界開始與西歐世界互動，形成一個更加廣闊的全球體系。英國歷史學家托比·格林在《一把海貝:從奴隸貿易興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中也寫道，當時在西非，貝幣作為流通手段，支付了奴隸貿易三分之一的成本。

“如此一來，貝幣就把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新大陸和舊大陸這兩個世界聯系在一起。”楊斌說，貝幣對歐洲資本主義的擴張、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工業革命的完成以及歐洲在全世界建立霸權，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海貝不是中國最早貨幣

“海貝是中國最早的貨幣”，這是很多中國學者都持有的觀點，至今仍然盛行。甲骨文中很多帶“貝”字旁的字，如財、貴、賤、賠、賒、賬等，也都顯示著“貝”與財富以及經濟行為相關。但楊斌認為，海貝在先秦中國并不是貨幣，它更多還是作為貴重物品，在裝飾、隨葬以及禮儀中起到作用。

從金文中可以知道，商周時期海貝一度是最有競爭力的貨幣候選物，為什么海貝能在古代印度成為“零錢”，而在古代中國最后卻沒有成為貨幣呢？楊斌認為，距離是關鍵問題。古代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需要相當數量的貨幣供應，而海貝的產地馬爾代夫離中國實在太遠了，從印度洋島嶼過來要經過千山萬水，許許多多的國家和社會，如此一來運輸成本就很高。而從一地到另一地的轉口貿易，還會導致供應量很難保持相對穩定。價格高昂且供應不穩定，自然就排除了海貝成為日常貨幣的可能。

因此在先秦時期，海貝只能成為貴重物品，并保持著貴重物品的地位，基本在貴族階層間流轉，無法深入平民階層。楊斌的這個觀點從考古發現中也可以得到側面印證，海貝都是在婦好等上層人物的墓葬中出土，平民生活遺址或者平民墓中從來沒有發現過海貝。

在中國，唯一將海貝作為貝幣的例外是云南。楊斌說，一是因為云南與東南亞以及印度洋在空間距離和文化上較為接近；二是因為海貝在云南成為貨幣時間相對較晚，約在公元9到10世紀，比商代至少要晚了2500年以上，比西周末期晚了1600年以上。

楊斌認為，先秦時期的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地方性反例”，說明了“貝幣世界”形成所需的各種條件。“正是全球性和地方性兩種勢力的相互博弈，才促使海貝成為第一種全球性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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