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國家醫保局副局長陳金甫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說，今年上半年，力爭推出種植牙體地方集采的聯盟改革。他說，國家醫保局從2021年初就開始部署，由四川醫保局組織省際聯盟，研究種植牙體集采規程，現在方案基本成熟，也廣泛聽取了臨床、企業和各地意見。

牙科治療與幾乎所有城鄉居民息息相關。根據國海證券發布的《口腔醫療服務行業深度報告》，中國各年齡段人群恒牙患齲率在42%~98%，牙石檢出率在61%~97%，中老年人牙列缺損、缺失率在32%~82%。多家投研機構預計，未來3~5年，我國種植牙體的制造與服務市場規模在1000億元左右。

對種植牙體展開集采的計劃在產業界、金融界引發熱議。早在2021年10月，由四川牽頭種植牙體省際聯盟集采的消息傳出，口腔醫療頭部上市公司通策醫療（600763.SH）市值三天內蒸發25%。一些業界人士認為，既然國家醫保局堅持基本醫保“保基本”原則，就應該守住公立醫療體系的邊界，不該越界干預高度市場化的口腔、醫美等消費醫療領域。

筆者認為，這種觀念有失偏頗。基于公共利益的視角，種植牙體是我國“看病貴”的重災區。

首先，基本醫保“保基本”基線是隨著區域經濟發展、個人收入水平而動態變化的，口腔內外科治療將日益成為必需品。

其次，我國當前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降至個位數，而藥械產品、醫療服務占個人、家庭的比重過高，對其他商品、服務消費產生擠出效應，醫療與養老、教育并列為三座必須挪走的“大山”。

最后，醫療行業雖然充分競爭，但醫療行業供需雙方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對稱、診療權不對稱、話語權不對稱，供給方并不必然存在自主降價的動機，過度資本化還可能催生過度醫療，消費者權益、患者健康權得不到充分保障。

與前幾輪高值醫用耗材集采不同，種植牙體集采透露出兩個全新的政策信號。

第一個信號是：民營醫療機構首次被納入國家集采范圍，非醫保的自費品種可能也不能幸免于集采。口腔醫療是我國民營醫療的主賽道，長期具有強剛需、弱監管、高利潤的產業特點。種植牙體是口腔科常用的高值耗材。牙醫對機構的依附性弱，口腔診所創業門檻低，對收入分配的議價能力強。由于種植牙體制造商對下游醫療機構存在“帶金銷售”現象，且銷售環節的“含水量”通常與耗材價格成正比，不排除部分醫療機構存在不當拔牙、不當換術式的情形，將本可進行填充治療、根管治療等保牙治療的牙體完全拔除，替換成價格在8000~20000元的昂貴種植牙體。民營醫療機構被納入種植牙體的統一規則集采范圍，有助于形成監管閉環，讓公立、民營醫療機構面臨平等的監管環境，防止公立醫院將“帶金銷售”轉嫁給院外市場、非醫保品種。

第二個信號是：種植牙體集采打破了“集采必須帶量”的慣例。自2018年國家帶量集采試點以來，前七輪藥品集采和近一年的高值醫用耗材集采都遵循“量價掛鉤”“以價換量”的大邏輯，但種植牙體并不在多個省份的“基本醫療”范圍內，且不像常見病、慢性病那么容易預測發病率，“降價不上量”成為業界的強烈擔憂。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但也無需過度預期。口腔治療的需求正處在高速增長期，臨床放量更多基于市場需求的自然增長而非集采帶量。太平洋證券發布的《種植牙行業深度報告》顯示，中國2020年的種植牙滲透率僅為25顆/萬人，遠低于發達國家的100~200顆/萬人，仍具有高速成長空間。

天風證券2021年6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民營口腔專科醫院723家，在口腔醫院的總數中占比高達82%。國家醫保局在醫保外品種、民營醫療領域開展集采，相當于封死耗材制造商、牙科醫療機構的暴利空間。監管層正在達成共識，決不能允許公立、民營醫療機構將牙科作為大賺百姓錢財的“搖錢樹”。對公立醫療機構而言，要遏制其為填平其他科室虧損而拉高牙科盈利率的沖動；對民營醫療機構而言，對其控費要用集采這種更為市場化的手段，而非前幾年傳出的直接限制非營利性民營醫療機構盈利率水平的手段。

筆者預計，今年或將啟動的種植牙體集采將通過價格信號，深度調節產業資源、醫療資源的配置方向。一方面，2019年，韓國、瑞典、瑞士、美國等五大進口品牌占據中國市場90%以上份額，集采將加速國產替代進程，部分口腔醫療機構也因“帶金銷售”消失而沒有動力阻撓國產品種推廣，甚至不排除部分降至“平民價”的種植牙體及其醫療服務費納入醫保報銷范圍。

另一方面，隨著種植牙體的終端銷售價格、流通環節的銷售成本出現大幅下降，部分醫務人員的“灰色”“黑色”收入也將下降，口腔醫師預計將流向“含水率”低的醫療機構，臨床療效將取代業務量、營銷術、企業關系網成為口腔醫師的核心評判標準，但我們也要警惕“磨些烤瓷、補些樹脂、做些貼片、掏些根管”等其他替代療法的診療量、次均費用不當上漲。

（作者系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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