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一年級那年，我曾幫同學取了一封家書，寄信地址是“福建省南平市某某縣某某鎮某某村大樹下”。長長一串地址中的“大樹下”令人驚訝，這種不精確的地址標記，對在城市中長大的人來說，是非常陌生的。

但這就是地址信息的特點，只要有辨識度，方便被找到就可以了。以怎樣的邏輯去編碼、命名都是次要的。

新書《地址的故事》展示了全世界范圍內紛繁復雜的地址命名法，以及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地址信息發展水平的差異。超乎我們想象的是，很多地方的人至今還沒有屬于自己的地址，盡管他們可能在那里已經居住了很多年。而在另一些發達、富裕的地方，地址信息是易被人們忽視的財富、權力代碼。

全球地址信息水平“貧富不均”

在美國廣大的鄉村地區，人們分散居住在山林、荒原等自然環境之中。大家開車來往，小鎮上的人世代彼此熟悉。外來者必須借助熟人社會的幫助，才能快速找到一個地址和一戶人家。書中寫到一位物流工人開著卡車去村里送貨，轉了幾圈都找不到收貨人是常事。鄰居們指路的方式也十分模糊隨性，比如：“一直往前開，到橙色小房子那兒左轉，再猛踩一腳油門往右上山就快到了。”這種情況導致一旦發生災害，或有人需要急救，援助者們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到達。

在印度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本書第一章故事的發生地，由于人們都住在臨時居所，條件簡陋，人員流動性也非常大，為家庭和個人標記地址成了一項龐大的工程，甚至從英國殖民時期一直到現在，都被視為“不可完成的任務”。一位愛爾蘭郵政工程師發起了NGO，與印度當地的志愿者們合作，發明新的數字編碼方式，為家庭“送去”地址，并跟蹤調查貧民窟居民變動的情況。這樣，人們就可以用地址去開銀行賬戶，獲取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

由此可見，地址信息缺陷對人們日常生活的負面影響，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長期存在。地址信息雖然普通，人們很難對門牌號、郵政編碼等提起很大的興趣，但它卻實實在在地影響著生存與進步。

曾著有《創意階層的崛起》等城市研究暢銷書的美國學者理查德·佛羅里達認為，《地址的故事》揭示了我們以看似平凡的方式為街道命名、為房屋和建筑物編號背后令人驚訝的歷史和意義。他強烈推薦這本書，認為它應為“城市學家和所有對城市、現代經濟和社會生活感興趣的人”必看的讀物。

《地址的故事》譯者、吉林大學文學院世界史系教授徐萍則在接受采訪時說，這本書雖然寫得通俗、流暢，所涉知識的面卻很廣，從巴黎警察的社會管理職能，到納粹德國時期猶太人街區改名等，有非常大的歷史視野，也有很多細小的切入點。作者從自己找房子過程中對街道名稱的心理感受寫起，代入感很強，容易引起共鳴。讀這本書，有助于人們重新審視自己居住的社區和城市。

地址定名法是民風的反映

地址的基礎是地理，而一個地方的地理狀況則由兩大因素決定。一是“靠天吃飯”，是否有山有水、地形如何、有什么資源等，人們要依靠河川地勢來建房興業，要取用土地、動植物、礦產等資源來生存；二是人們怎樣管理這塊地方，例如怎么對土地進行劃區、編碼，依據什么文化習俗來確定道路名稱、門牌號等。這些都是社會結構和權力意志的體現。

《地址的故事》中介紹的很多地址故事，都與藍圖、愿景有關，也與地方發展中遇到的挑戰有關。1952年，美國城市規劃學家凱文·林奇為了研究有些城市為什么會使人感到愉快，來到意大利佛羅倫薩，考察這座古城的形態。他發現，那里的建筑、道路和地標都很吸引人，使人不需要特意辨別方向就能自如地穿行。“即使沒有地圖，也能很好地了解這座城市。”

后來，他組織團隊調查了波士頓、澤西城和洛杉磯，采訪居民，根據居民的口述來繪制“心理地圖”。研究成果顯示，波士頓與佛羅倫薩類似，是一座“由特色各異的區域組成的城市，人們只需根據周圍地區的一般特征就知道自己位于哪里”，澤西城就很無聊，洛杉磯則被認為過于分散、沒有中心，因此識別度不太高。

林奇由此提出了“路徑、節點、邊緣、地標、區域”五大城市心理形象要素，他認為人們會“不斷使用和整理來自外部環境的明確的感官線索”。在沒有地圖、沒有地址的時代，人就是靠看、聽、聞來記住路的。這是一種可以上溯至古羅馬的傳統。書中寫到考古學家馬爾姆伯格的觀點，他說古羅馬人用的是“頭腦地圖”，這些居民“屬于他們所成長的街道”。

到了近現代，沒有地址信息就真讓人“找不著北”了。城市越來越大，中心城區的密度也越來越高，生活水平提升催生了很多新的公共服務出現，例如郵政事業；開拓者、殖民者們向未知和荒蕪的土地前進，在那里建設全新的城鎮，土地需要有邊界和代碼才能明確歸屬。

在18世紀的倫敦，官方對所有房屋進行編號，并把號碼寫在門上，這種做法在公共衛生層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倫敦多次發生瘟疫，衛生官員們在完成流行病學調查、治療病人、處置尸體等方面，都依賴這套門號系統。

到了1840年，英國“便士郵政”系統誕生，貼郵票寄信成為便捷、便宜的聯絡方式，倫敦市內郵遞一天安排七次，全國則有四次，服務密度很大。郵局還設立了“死信辦公室”，招募了一批能人擔任“信件偵探”，破譯那些寫得模糊不清的地址信息。為了減少錯投，1857年，郵政系統的發明人羅蘭·希爾為倫敦劃定了8個區，并分別設定郵政編碼。在美國，郵政編碼的應用卻遲至1960年代。

更名的現實性和歷史意義

美國是最早廣泛應用網格來規劃新城市的國家，可追溯至1682年的費城。1785年頒布的《土地條例》將領土劃分為36平方英里的方格單元形城鎮，整個國土都廣泛進行測繪，實現網格化并進行編碼。新城市大多采用縱橫交錯的幾何圖案來劃定街區，因此路的名稱也多為枯燥的數字——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

如城市規劃師劉淼所指出的，這種簡單的命名邏輯在中國新城開發的浪潮中也很常見，例如開發區的臨時路名經常是經一路、經二路、緯一路、緯二路等，當新的城市規劃報批完畢，開始建設之后，路名可能再改為更有特色的名字。當然，此類路名一直沿用下去的情況也屢見不鮮。這種仿佛“沒有表情”的路名也成了對“一張白紙”的新城區的紀念。

當代藝術家葛宇路曾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北京市的一條小路，“葛宇路”三個字的路牌掛了三年之久，甚至被網絡地圖收錄為路名，客觀上為快遞員、外賣小哥和出租車乘客提供了便利。這種激進創作違反了相關規定，但也提醒我們注意道路地址信息的重要性，清晰地展示這些信息也是不應被忽視的。后來，“葛宇路”掛上了正式的牌子——百子灣南一路。

改地址以便為建筑物鍍金、增值也是常見手段，《地址的故事》里就介紹了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公司1997年在紐約曼哈頓建的新樓盤。大樓竣工后，為了讓行情更好，特朗普的公司向市政府申請把大樓的地址從“哥倫布圓環15號”改為“中央公園西大道1號”。后者聽起來的確霸氣一些。可惜幾年后，時代華納在旁邊又造了一棟大樓，地址定為“中央公園1號”。

這種攀比的“房地產心理學”是廣泛存在的，城市政府也可以為了炒熱地產而更改路名。正如書中所言，“街道名稱是使社區高檔化的初始工具”。作者甚至調查到了一份紐約“曼哈頓虛榮街名”計劃。開發商把很多歐洲著名地名搬過來，吸引客戶來買房子，比如“凡爾賽”“威尼斯”甚至“白金漢宮”等。在中國也有眾多業主住在名字類似的小區里，官方曾推動過更名運動，去除其中過于浮夸的歐美地名和詞匯。

事實上，地名取得簡單才是城市規劃先進的象征。《地址的故事》一書末尾討論地址信息在未來還將有哪些變化時，談到了著名的1909年芝加哥規劃。與規劃師丹尼爾·伯納姆合作的地址管理負責人愛德華·布倫南，為芝加哥的大規模城市更新付出了智慧。他當過雜貨鋪送貨員，對芝加哥舊道路的復雜性非常熟悉。新的規劃實施之前，這個城市有很多重名的道路，在城市新區快速開發的過程中，地址的混亂必須被糾正。

布倫南確定了街道西側和北側的建筑物用偶數編號、東側和南側的建筑物用奇數編號、每隔1英里編號數字加上800的基本邏輯。重名的道路另取新名，采用歷史或文學詞匯。不同路段名字不同的同一條道路，統一為唯一的名字。布倫南還按“條條道路通羅馬”的原則，把芝加哥所有地址編號的起始點，定為市中心斯泰特和麥迪遜兩條路的交叉點。雖然伯納姆宏大的規劃沒有完全變成現實，但布倫南的新地址計劃卻得到了工薪階層的歡迎，芝加哥的街道名稱比其他美國城市都要少，簡潔實用。

徐萍也指出，地名變化是有時代痕跡的。她所在的城市長春曾經有一條斯大林大街，由于歷史變化的原因，后更名叫人民大街，至今仍是城市中的一條主干道。《地址的故事》中有相當多的篇幅介紹美國、德國、伊朗、南非等國與地名更改相關的政治社會事件，比如街道名稱曾被納粹視為完美的宣傳工具，而在德黑蘭，則是抵抗英國殖民者的紀念碑。

《地址的故事：地址簿里隱藏的身份、種族、財富與權力密碼》

[美]戴爾德麗·馬斯克 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22年1月版

標簽： 城市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