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發展，民間年畫成為非常普及的美術品，不論偏遠的鄉村還是熱鬧的城鎮，但凡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會出現具有時令特征的年畫。

民間年畫通常包含歡愉喜慶、驅邪避兇等體現民俗信仰的內容，還有針砭時弊、妙趣橫生的新聞紀事內容。而那些士大夫的山水寫真、花鳥博古等內容，別認為不曾被收錄到民間木版年畫之中。其實并非如此，民間木版年畫最大的特征便是普及性。木版這種獨特的制作技術，使士大夫奉為精神寄托的山水畫得以更為普及，也反映出民間老百姓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樣化。

文人能夠借物抒情，以表達自己對滄桑世間的各種思緒，普通老百姓也是一樣。民間年畫中就有這么一類文人畫題材，文人的“漁樵耕讀”和山村訪友那種隱居山林的意境，在民間年畫中得以體現。隨著清代中晚期木版年畫的快速發展，木版年畫作坊的產品出現山水、花鳥、博古，乃至節慶人物的題材，超出年畫原有吉祥如意的內容范疇。

這類頗具人文畫氣息的民間年畫，常常取材于文人畫慣以表現詩詞意境的山水畫、表現文人勵志的人物畫等。“漁樵耕讀”是傳統文人繪畫中經常表現的題材，是官員退隱生活的象征。身在官場的士大夫喜歡這個題材，是出于對遠離塵囂的憧憬、對田園生活的向往。而普通老百姓喜歡這個題材，一方面是對多樣生活的興趣使然，另一方面或者源于對入朝為官的渴望，因為先入世才有后出世，不知是否可以理解為理想達不到時的一種心理寄托。

民國以來，山東高密地區的半印半繪年畫首屈一指，這個地區的山水條屏年畫，以北派山水畫為基礎，以刀代筆，線條剛勁有力，手繪敷以淡彩，點綴人物衣衫與天空云彩。而山東楊家埠地區，木版套印山水年畫，這個地區的山水畫留存下來的不多。采用木版套色的印制方法，可以降低成本，降低銷售價格，進而提高推廣度。除此之外，還有晉南地區的山水條屏年畫，對比山東高密地區的山水條屏，在敷色與畫面布局方面都有明顯差異。往往畫面中表現兩組以上的山水畫內容，其特點與晉南地區的寺觀壁畫很相似。

花鳥和博古題材中的花鳥畫在民間年畫中比較常見，例如喜上眉梢、一鷺連科、二甲傳臚等吉祥如意的內容。而博古題材的年畫較為罕見，但它確為年畫中的一類。博古畫為文人們寄寓深遠的情感，點綴書房閑情逸致的文化氛圍。根據現有的藏品可知，博古題材的年畫多出現在楊柳青年畫和山東高密年畫當中。雖說后者有仿刻、復制前者之嫌，實際上也屬一種文化認同與市場的流通方式。產自這兩處的博古年畫，多以條屏和中堂的形式，不論是木版印制還是石印、膠印，已成為近代以來年畫中的常見類型。

以四川綿竹年畫中的“黑貨”為代表的木刻拓本年畫，實則是文人拓本向民間年畫轉變的重要類型。

明清時期，北京、蘇州地區都曾流行過拓本年畫，且盛極一時。其中采用的繪畫手法，已超出一般民間年畫表現的藝術水準。拓本年畫是民間年畫中較獨特的類型，它是依照傳統的碑拓作品，通過雕版拓印而成。不論是墨拓還是朱拓，都散發著濃重的人文氣息，并通過木刻雕版傳拓的方式，在民間推廣開來。

拓本為書法界拓印碑帖和為考古屆拓印文物，是一種圖文的復制技術。與石刻拓本悠久的歷史相比，木刻拓本略顯年輕，但更突顯“拓本”本身由“技術工具”轉向“獨立藝術”品類的特點。木刻拓本從產生之初就帶有非常明確的目的性，即實用性與觀賞性雙重特征。

通過現有的研究、文獻記載、傳世藏品可知，明清兩代是傳統木刻拓本年畫在民間推廣流傳的主要時期。特別是清代乾嘉時期金石學的再度繁榮，推動了市井生活對木刻拓本的需求，以滿足民間精神生活“附庸”士大夫的風雅時尚。清中期以來的木版拓本年畫，更加具有年畫屬性。木刻拓本年畫充實民間年畫品類，體現了當時社會文化的崇古風尚，它們融入習俗生活之中，兼有裝飾功能。

有的朋友會產生疑問，這類文人畫氣息鮮明的產品，看上去不像年畫呀。實際上，年畫并非是嚴格定義的一類繪畫形式，能夠受到民間年畫作坊的重視，適應市場的需求，并且可裝點人們的生活環境，那么它就是年畫。它和門神、灶神、財神像一樣起到精神寄托的作用。

（作者系城鄉規劃學博士，高級工程師，民間美術收藏者與研究者；圖片為作者收藏，禁止商業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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