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風險,在多數(shù)人的意識里都認為是一個負面詞匯,應該加以規(guī)避。但本質上,風險是多維度的,風險就意味著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就意味著多種可能,對于某些人來講,多種可能性遠比確定的唯一性要豐富多彩和令人激動。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甚至可以說沒有什么是確定不變的,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風險可謂無處不在,只不過很多時候我們沒有從風險的視角來看待和分析不確定性。《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一書對風險進行了深入探討,作者米歇爾·渥克的前作《灰犀牛: 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2017年推出中譯本時就曾引起很大反響,當時“灰犀牛”一詞在媒體中隨處可見,可謂風靡一時。
渥克的這本新作,從更加微觀的個人和組織的角度對風險進行了探討:什么是風險?風險對于個人和組織意味著什么?個人和組織如何看待風險?哪些因素影響了個人和組織對風險的看法?風險如何重塑了個人、組織和社會關系?通讀本書之后,會使人們對風險有新的認識,更加客觀、理性地看待風險,也能更好地利用和應對風險。書中引用了很多學術研究對相關觀點進行佐證,但內容并不晦澀,而是穿插了很多實際案例,具有很強的代入感,頗為引人入勝。
什么是風險
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并且伴隨人類社會始終,只不過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沒有系統(tǒng)性地對風險進行討論、研究。渥克在書中指出,在西方語言中,“風險”一詞來源于波斯語、阿拉伯語和希臘語,融合了軍事和航海的含義,蘊涵著機會和危險。在16世紀中古高地德語中,風險在商業(yè)中具有“勇敢、承擔、希望經濟成功”的積極內涵。17世紀的數(shù)學家布萊斯·帕斯卡與同事利用概率分析方法,對風險進行了量化的早期嘗試。
談到風險似乎無法繞過弗蘭克·奈特和凱恩斯兩位學術巨擘。1921年,奈特在《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一書中討論了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區(qū)別,并深刻地影響了后來關于風險的研究走向。根據奈特的觀點,風險是可以測量的不確定性,但真正的不確定性則無法通過概率來測量。同年,凱恩斯在《概率論》一書中也討論了風險問題,將風險分為可定義風險和不可定義風險。但渥克認為,風險和不確定性是不可分割的,判斷某個風險的概率充其量也只是猜測,風險是我們無法掌控的東西。
風險的含義在希望與擔憂、機會與危險、興奮與恐懼之間轉換,取決于人們看待它的角度。一方面,人們可能認為風險是需要避免的,因為它可能意味著危險、不確定并會產生損失;另一方面,風險熱衷者可能會用冒險、膽量和興奮來描述它,用機會、可能性、前景等態(tài)度來看待它,并認為風險之中包含著希望。因此,對于風險,我們要辯證地看待它,在不同人、不同情境中可能有不同的含義。
如何看待風險
風險既是一種客觀現(xiàn)象,也是一種主觀現(xiàn)象,很多情況下討論風險要從具體的個人視角出發(fā),因為同一種風險,對不同的人程度是不一樣的。例如,開車上路存在碰撞風險,但對于一個駕齡較長的司機和對一個新手,這種風險是完全不一樣的。在討論某些風險時要因人而異,也就是渥克在書中提出的“風險指紋”的概念。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像指紋一樣鮮明的“風險人格”,它源于我們潛在的人格特征、經歷和社會背景,生活、學習、工作軌跡及所處的環(huán)境,會影響每一個人對風險的認知。就像渥克在書中所說,你無法從某人的行為中分辨出他們是風險厭惡者還是風險追求者,你需要掌握有關動機和感受的更多信息,才能了解真實情況。
這讓我想起史學大家呂思勉在《三國史話》中對“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句話的討論——所謂“旁觀者清”,實際上是旁觀者對于當局者的約束條件和具體境況了解得不夠全面,所以會做出與當局者不同的判斷,但根本來看,更有可能是當局者根據具體情況做出了合適的選擇。例如,有時候我們看某些人做出了風險很大的選擇,似乎是孤注一擲的、不理性的,但對于做出選擇的人來說,他可能選擇很少,或者不擔心再失去什么了,因此即便風險很大,也可能是最優(yōu)的選擇。
對于風險的看法取決于某事發(fā)生的概率、產生后果的大小以及后果發(fā)生的時間。例如,我們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并能引發(fā)某些疾病,其后果可謂較為嚴重,但可能要過較長時間才能顯現(xiàn),這就導致一些人低估了這種風險。但對于一些即時產生嚴重后果的風險,我們一般都會認真對待。
渥克還在書中糾正了一種關于風險的刻板印象,即認為女性更有可能是風險規(guī)避型的,但這種印象很可能是錯誤的。風險和性別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一些學者已經挑戰(zhàn)了女性更加厭惡風險的傳統(tǒng)觀念。實際上,全面考慮各種因素之后,女性與男性在風險偏好上并無太大差別。
風險認知的影響因素
除了一個人所經歷的過往會影響其對風險的認知,還有一些因素會影響到個人的風險認知和態(tài)度。
比如,個人所具有的安全網會影響其風險態(tài)度。你擁有的東西決定你能承擔多大的風險。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做某件事即使有風險,如果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如良好的經濟基礎,或是家人、親戚朋友的幫助等,那么也可能會積極承擔風險。但在缺失這些保障措施的情況下,我們就可能會較為謹慎,甚至放棄對于某件事情的嘗試。
個人所掌握的知識和信息會影響風險判斷。風險認知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所掌握的相關知識和信息的多寡。如果我們對于某件事情的機理認識得很清楚,那么對于相關風險就有一個客觀理性的認識,否則就無法做出自己的判斷,而只能依靠外部資源的幫助。另外,隨著知識的進步和觀念的改變,人們開始認識到隱藏的風險,并對尚未認識的風險更加敏感。
個人所處的社會背景(文化)會影響風險認知。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和時代規(guī)范的產物,這些規(guī)范共同塑造了我們對什么才是值得承擔的風險的感覺和判斷——其中最關鍵的,是關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公平的以及什么是對或錯的使命感和信念。
生物因素也會影響風險承擔。作者在書中提到了一些影響風險承擔的神經生物學因素,如更喜歡吃辣的人可能會更有冒險精神,更愿意承擔風險;睪酮水平較高的男性交易員更有可能進行高風險交易;多巴胺受體基因在我們如何應對風險方面發(fā)揮了一定作用;等等。
組織及全球所面臨的風險
與個人一樣,一個組織也具有“風險臉譜”。其中,組織的高層領導通過樹立榜樣、傳達信息以及獎懲行為,對組織的風險文化具有重要影響。對于一家企業(yè)來說,首席執(zhí)行官和雇傭他們、鼓勵或阻止他們行為的董事會,共同為整個公司定下了風險基調。如果一家公司有積極進取、努力向前沖的文化,那么對風險的態(tài)度可能就會更加開放、積極,反之則會偏于保守、謹慎。
從全球來看,我們也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如氣候風險、資源枯竭風險、戰(zhàn)爭風險、流行病風險、經濟問題引發(fā)社會動蕩的風險,等等。如何認識人類面臨的風險,并找到應對之策,對于各國政府來說是尤為重要的問題。涉及全球風險的決策取決于政府行為,而政府行為又需要關注公眾的看法,因此,公眾的支持對于政府應對全球風險至關重要。
風險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與人類如影隨形,揮之不去。也正是因為存在風險,才使得人類社會多姿多彩、變化萬千。一成不變或完全確定的世界定然是枯燥乏味的。就如渥克所說,風險是現(xiàn)代經濟的底色。
《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
[美]米歇爾·渥克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8月版
《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
[美]米歇爾·渥克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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