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動居民消費增長，就需要了解制約居民消費增長的因素，進而尋求突破。那么，為何中國居民消費總體偏低？我們推斷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中國的城鎮化率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數據顯示，當美國、日本和韓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時，其城鎮化率均達到了70%以上。而中國2019年的城鎮化率僅60.6%，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更低，約44.4%。

研究表明，城鎮化率的提升有利于促進居民消費。一方面，城鎮化率的提升有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如果我們用三次產業與其就業人數之比衡量其單位勞動力產出，可以發現第一產業的單位勞動力產出顯著低于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因此，如果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轉而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其收入可能提高，進而對消費產生促進作用。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萬元，顯著高于農村居民的1.6萬元。周微（2014）指出，城鎮化對居民消費存在正向的“收入效應”。

另一方面，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有利于降低流動人口儲蓄率，提高其消費意愿。安凡所（2014）指出，2011年，流動人口平均儲蓄率高達46.7%，而同期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平均儲蓄率僅為25.2%和30.5%。這是由于流動人口的收入不確定性較高，且流動人口可能最終返回農村生活，為未來生活積累儲蓄的意愿強烈。如果農業轉移人口能夠獲得務工地的戶籍，則能夠享受當地的社會保障，降低其支出不確定性，從而提高消費意愿。

此外，考慮到農村居民可能以自主種植、物物交換等形式獲取食品，到市場中購買農產品的需求較少，農村居民的部分消費需求將無法體現在消費數據和GDP數據統計之中，而城鎮化能夠改變這一點。

第二，偏高的居民部門杠桿率可能抑制了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當美國、日本和韓國的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時，三者的居民部門杠桿率十分接近，都在48%左右，而中國的居民部門杠桿率已經達到55.2%。可見，中國的居民部門杠桿率可能超出其經濟發展階段的正常水平。偏高的債務負擔可能降低了居民，尤其是城鎮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導致消費能力下降。

第三，社會保障體系有待進一步強化和完善。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7年，中國政府醫療支出占GDP的比例大約是2.9%。同期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比例分別為8.6%和9.2%。韓國的政府醫療支出占GDP的比例為4.4%，雖然低于美國和日本，但也高于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增加了居民預防性儲蓄的需求，影響了消費的增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給居民消費增長帶來了額外的挑戰。雖然國內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且城鎮調查失業率也已經回落至2019年疫情發生前的平均水平，但消費增長依然低迷。為什么疫后消費遲遲難以恢復？分析顯示，外出勞動力減少、就業結構變化、居民儲蓄行為改變這三大結構性變化，很可能降低一段時期內的居民消費潛在增速。這種消費無法馬上復原的狀態，可以稱之為消費的疫后“回滯”。

展望未來，我們需要通過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引導居民杠桿合理增長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來激發居民消費的增長潛能，使居民消費市場煥發新的生機。與此同時，疫后經濟環境的新變化要求我們穩定服務業就業，進一步減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阻礙，撫平疫情對就業與消費的創傷。

（作者系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原文節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聚焦需求側：經濟新格局下的消費、投資與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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