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研究中許多重大問題都涉及因果關系。

譬如，移民如何影響薪酬和就業水平？接受教育時間長短如何影響個人未來收入？這些問題很難回答的原因在于，沒有用于比較的基石：社會政策無法跨時空逆轉，我們無法知道如果移民減少、或個人減少學習時長的情景下，真正會發生什么。

然而2021年的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卻向世人展示用自然實驗來回答這些問題是可能的。

10月11日，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維·卡德（David Card）、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吉多·W.因本斯（Guido Imbens）。

據悉，此次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金一半授予卡德，獎勵他“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貢獻”，另一半授予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獎勵他們“對因果關系分析的貢獻”。

研究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學流派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李黎力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本次頒獎授予了兩個經驗微觀經濟學的不同貢獻，但其實他們在方法上很相似。卡德獲獎主要是表彰他在勞動經濟學的微觀研究，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主要強調他們的方法論，所謂因果推斷方面的貢獻。”

不過，在各路經濟學大牛為上述三位經濟學家在社交媒體上熱烈慶賀之時，大家也都紛紛提到了2019年辭世的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克魯格（Alan B. Krueger）。克魯格2019年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家里自殺身亡，得年58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經濟學動態》編輯部副主任李仁貴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果克魯格沒有去世的話，今年的獲獎名單可能會有所不同。克魯格與卡德和安格里斯特都合作研究過，但卡德與克魯格的合作更為密切，安格里斯特則與因本斯合作得更多。”

在這秋風沉醉的晚上，大家都想起他

卡德獲獎的原因，要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初，他與克魯格合作發表了一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在其中兩人探討了更高的最低工資是否會導致更多失業的經典問題。在論文中，卡德和克魯格使用自然實驗來分析美國新澤西州將最低時薪從 4.25 美元提高到 5.05 美元的影響。

經濟學家的傳統觀點是，提高最低工資會導致就業減少，因為這會增加企業的工資成本——但這種因果關系的證據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僅僅研究這次上漲后新澤西發生的事情并不會顯示出影響，所以卡德二人使用了一個工資沒有變化但所有其他因素都相同的對照組：他們選擇了快餐店——一個薪酬低且最低工資很重要的行業。

兩位經濟學家將新澤西州的快餐店與賓夕法尼亞州邊境的快餐店進行了比較，發現與之前的經濟學研究相反的是，提高最低工資對員工人數沒有影響。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獎詞中解釋道，卡德這項開創性的研究引導了大量的后續研究，其總體結論是，提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比30年前所認為的要小得多。

卡德和克魯格還進行了另一項重要實驗，即研究學校資源是否會影響學生在未來勞動力市場方面的成功。

為此，他們比較了住在美國同一州但在不同州長大的人的教育回報——例如，在亞拉巴馬州或艾奧瓦州長大但現在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人。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獎詞中解釋道，這個想法是，搬到加利福尼亞并擁有相同教育水平的人具有可比性。如教育回報不同，這可能是因為亞拉巴馬州和艾奧瓦州對教育系統的投資不同。在研究中，卡德和克魯格發現資源很重要：在個人成長期所在的州，教育回報率隨著教師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具體來說，李黎力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稱：“卡德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市場，比如涉及就業方面最低工資的政策，教育投入會帶來多少回報，移民等等問題。那么它相比于傳統經濟學最大的差別在哪？首先，它不會先預設一個理論模型，不會先給一個模型或一種理論，而是先找各種各樣的統計數據，用這些數據來說話。怎么通過這些數據來得到結論呢，他們用的這種方法叫自然實驗。”

李黎力表示，自然實驗類似自然科學當中的實驗，但是經濟學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做實驗，所以經濟學家就需要做一種所謂的研究策略的設計，近似地實現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

李黎力進一步解釋稱：“自然實驗就是利用過去發生的某一個事件來形成兩個不同的樣本，一個樣本受到了這一事件的影響，另外一個則沒有受到影響，這就相當于一個實驗，但并非經濟學家真正在做實驗。換言之，經濟學家尋找過去某一事件，這個事件可能是國家頒布了某項政策，但是一些人沒有受到影響，有些人受到了影響，這就形成了對照組。”

夫妻檔中丈夫先獲獎

李仁貴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卡德、安格里斯特以及已經去世的克魯格曾于2013年一起被湯森·路透公司授予“引文桂冠獎”。

“從2013年至今，除了2019年的三位獲獎者和今年的因本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是歷年引文桂冠獎得主。”李仁貴指出。

“之前我們其實更看好因本斯的夫人拿諾獎，他的夫人阿塞（Susan Athey）是2007年克拉克獎得主，也是首位獲得克拉克獎的女經濟學家。”他介紹稱。

誠然，獎項公布之前，對于因本斯和阿塞這對經濟學家“夫妻檔”，外界確實更看好阿塞。2019年，班納吉與迪弗洛夫婦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后，因本斯與阿瑟夫婦也被認為可再次一起獲獎。現因本斯已早于阿塞獲獎，首位女性克拉克獎得主阿瑟還會有機會。

此次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共同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另外一半獎金，原因是表彰其在因果推斷方面所做出的貢獻。

“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方法論貢獻就是尋找因果推斷。因果推斷是說，我們經常看到A事件跟B事件之間好像是有相關關系的，但它們之間不一定是一種因果關系。而他們所做的工作就是，設計一些研究策略來把因果關系與相關關系分離開來，從而得出他們所要討論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根本原因。”李黎力說。

李黎力說，從這一方面來講，他們的方法跟傳統經濟學有很大區別。“傳統經濟學是先給一個模型，認為是某一經濟學現象的原因，是這樣的影響機制。但本次獲獎的經濟學家們不是這么做，是通過用數據說話，通過設計一系列的研究策略來得出結論。自然實驗其實只是研究策略的其中一種，比如計量經濟學當中的雙重差分等方法這些年也有很大發展。”他說。

李黎力說：“經濟學家就好像是在破案，用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通過研究既有的數據，從數據里通過某種統計和計量研究來得出一個有說服力的結論。”

對于三位經濟學家的得獎原因，李黎力認為：“一個原因是，他們研究的這些問題非常具有政策導向性。而且這些研究成果其實已經對歐洲一些國家產生了很大影響，比如最低工資到底好不好、教育投資到底能帶來多少回報、移民能產生什么樣的效果……這些具有很強的政策效果，所以他們的研究結論給許多國家的政策提供了很大參考性。”

李黎力認為，這三位經濟學家得獎體現了最近這些年的一個趨勢，即對政策啟示性的看重。“去年獎項頒給了拍賣設計，他們都被用到實踐當中，比如說政策制定者可以直接基于拍賣理論的一些成果來設計政策。這一次也是，比如關于最低工資政策和教育投入回報的研究結論，也可以直接拿來做政策參考。”

此外，李仁貴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獎金規則與往年有所不同。以往三位經濟學獲獎，各拿三分之一，即便前兩年的班納吉與迪弗洛夫婦也如此，但今年的情況是，卡德拿了二分之一，其他兩人各拿四分之一。不過，這種情況在諾貝爾其他學科的科學家里較為常見，如屠呦呦當年就拿走一半，另兩位各拿四分之一。

通常來說，從研究成果發布到獲得諾獎要等待數十年的時間，2020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拍賣理論是在1961年被提出的。李仁貴表示：“本屆獲得表彰的理論新舊程度介于前年和去年之間，評獎委員會要考慮到獎項權威性的保障，所以往往會選擇那些經歷過很長時間檢驗的理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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